摘录

  • 在此我要很不情愿地用一句功利的说法：在现实世界上，蠢人办不成什么事情。我自己当然希望变得更善良，但这种善良应该是我变得更聪明造成的，而不是相反。更何况赫拉克利特早就说过，善与恶为一，正如上坡和下坡是同一条路。不知道何为恶，焉知何为善？所以他们要求的，不过是人云亦云罢了。 #道德经
  • 假如让我举出自己最不善良的时刻，那就是现在了。可能是因为受了一些教育，也可能是因为已经成年，反正你要让我去解放什么人的话，我肯定要先问问，这些人是谁，为什么需要帮助；其次要问问，帮助他们是不是我能力所及；最后我还要想想，自己直奔云南去挖矿，是否于事有补。这样想来想去，我肯定不愿去插队。领导上硬要我去，我还得去，但是这以后挖坏了青山、造成了水土流失等等，就罪不在我。一般人认为，善良而低智的人是无辜的。假如这种低智是先天造成的，我同意。但是人可以发展自己的智力，所以后天的低智算不了无辜——再说，没有比装傻更便当的了。 #赘婿 百姓也是有站队的，他们也要为自己的选择承担后果。
  • 我虽然已经活到了不惑之年，但还常常为一件事感到疑惑：为什么有很多人总是这样的仇恨新奇，仇恨有趣。古人曾说：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但我有相反的想法。假设历史上曾经有一位大智者，一下发现了一切新奇、一切有趣，发现了终极真理，根绝了一切发现的可能性，我就情愿到该智者以前的年代去生活。这是因为，假如这种终极真理已经被发现，人类所能做的事就只剩下了依据这种真理来做价值判断。从汉代以后到近代，中国人就是这么生活的，我对这样的生活一点都不喜欢。
  • 我认为，在人类的一切智能活动中，没有比做价值判断更简单的事了。 一些缺乏其他能力的人，为什么特别热爱价值的领域。倘若对自己做价值判断还要付出一些代价；对别人做价值判断，那就太简单、太舒服了。
  • 当然，信仰并不是总要导致狂信，它也不总是导致不理智。全无信仰的人往往不堪信任，在我们现在的社会里，无信仰无价值的人正给社会制造麻烦，谁也不能视而不见。 对一般人来说，有信仰比无信仰要好。
  • 时隔十年，再来考虑信仰问题，我忽然发现，任何一种信仰，包括我的信仰在内，如果被滥用，都可以成为打人的棍子、迫害别人的工具。渎神是罪名，反民族反传统、目无祖宗都是罪名。只要你能举出一种可以狂信而无丧失理智危险的信仰，无须再说它有其他的好处，我马上就皈依它——这种好处比起其他所有好处加起来，都要大得多啊。
  • 砍倒橄榄树是灭绝大地的丰饶，营造意识形态则是灭绝思想的丰饶。
  • 最糟的是某种偏激之见主宰了理性，聪明人想法子自己来害自己。
  • 我对国学的看法是：这种东西实在厉害。最可怕之处就在那个“国”字。顶着这个字，谁还敢有不同意见？这种套子套上脖子，想把它再扯下来是枉然的；否则也不至于套了好几千年。它的诱人之处也在这个“国”字，抢到这个制高点，就可以压制一切不同意见；所以它对一切想在思想领域里巧取豪夺的不良分子都有莫大的有活力。你说它是史学也好，哲学也罢，我都不反对——倘若此文对正经史学家哲学家有了得罪之处，我深表歉意——但你不该否认它有成为棍子的潜力。想当年，像姚文元之类的思想流氓拿阶级斗争当棍子，打死打伤了无数人。
  • 对于什么叫美好道德、什么叫善良，我有个最本分的考虑：认真地思索，真诚地明辨是非，有这种态度，大概就可算是善良吧。说具体些，如罗素所说，不计成败利钝地追求客观真理，这该是种美德吧？知识本身该算一种善吧？科学知识分子说这就够了，人文知识分子却来扳杠。他们说，这种朴素的善恶观，造成了多少罪孽！现在的科技文明使人类迷失了方向，科学又造出了毁灭世界的武器。好吧，这些说法也对。可是翻过来看看，人文知识分子又给思想流氓们造了多少凶器、多少混淆是非的烟幕弹！翻过来倒过去，没有一种知识分子是清白无辜的。 #文革VS原子弹
  • 一种学问、一本书，假如不对我的价值观发生作用（姑且不论其大小，我要求它是有作用的），就不值得一学，不值得一看。
  • 你有种美好的信念，我很尊重，但要硬塞给我，我就不那么乐意。这种看法会遭到反对，你会说：有些人就是笨，老也形不成新年，也管不了自己，就这么浑浑噩噩地活着，简直是种灾难！所以，必须有中普遍适用的信念，我们给它加点压力，灌到他们脑子里！你倒说说看，这再不叫意识形态，什么叫意识形态？
  • 五十年代初，马寅初提出了新人口论。当时以为，只要把马老臭批一顿，就可以根绝中国的人口问题，后来才发现，问题不是这么简单。
  • 假设禁止我们出书，封闭有关社会学杂志，就可以使中国不再出现同性恋问题，这些措施就有道理。
  • 中国的学者素来有卖大力丸的传统，喜欢做妙语以动天听。
  • 我认为，一个人快乐或悲伤，只要不是装出来的，就必有其道理。你可以去分享他的快乐，同情他的悲伤，却不可以命令他怎样怎样，因为这是违背人类的天性的。
  • 沉默地思索，是人类生活的另外一面。
  • 思索是一道大门，通向现世上没有的东西，通到现在人类想不到的地方。
  • 科学知识分子很容易把自己的工作看作超越人类的事业，但人文知识分子就很难想到这一点。就以文学艺术为例，我们这里要求它面向社会、面向生活，甚至要求它对现世的人有益，弘扬民族文化等等，这样就越说越小了。诚然，文学艺术等等，要为现世的人所欣赏，但也不限于此。莎士比亚的戏现在还在演，将来也要演。
  • 在科学上，有错误的学说，没有卑鄙的学说；就是李森科这样卑鄙的人为生物学所做的工作也不能说是卑鄙的行径。这样的道德标准显然不能适用于现在中国的艺术论坛，不信你就看看别人是怎么评论贾平凹先生的《废都》的。很显然，现在在中国，文学不是一种超越现世、超越人类的事业。我们评价它的标准，和三姑六婆评价身边发生的琐事的标准，没有什么不同。 #文学作品与三观
  • 杜拉斯的《情人》问世不久，一下就出了四种译本（包括台湾的译本），电影《辛德勒的名单》国内尚未见到，好评就不绝于耳。我们说，这些将是传世之作，那就不是用现世的标准、道德的标准来评判的。这种标准从来不用之于中国人。由此得到一个结论，那就是在文学艺术的领域，外国人可以做超越人类的事业，中国人却不能。
  • 在文学艺术及其他人文的领域内，国人的确实在使用一种双重标准，那就是对外国人的作品，用艺术或科学的标准来审评；而对中国人的作品，则用道德的标准来审评。这种想法的背后，是把外国人当成另外一个物种，这样对他们的成就就能客观地评价；对本国人则当做同种，只有主观的评价，因此我们的文化事业最主要的不是它的成就，而是它的界限；此种界限为大家所认同，谁敢越界就要被群起而攻之。当然孟子如此来评价杨朱和墨子：“无君无父，是禽兽也。”现在我们则如此地评价《废都》和一些在国外获奖的电影。这些作品好不好可以另论，总不能说人家的工作是“禽兽行”，或者是“崇洋媚外”。身为一个中国人，最大的痛苦是忍受别人“推己及人”的次数，比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人都要多。 #反思怪
  • 我认为，当我们认真地评价艺术时，所用的标准和科学上的标准有共通之处，那就是不依据现世的利害得失，只论其对不对（科学）、美不美（艺术）。
  • 保存在文化遗产中的智慧让人尊敬，而活人头脑里的智慧更让人抱有无限的期望。
  • 智慧永远指向虚无之境，从虚无中生出知识和美；而不是死死盯住现时、现事和现在的人。我认为，把智慧的范围限定在某个小圈子里，换言之，限定在一时、一地、一些人、一种文化传统这样一种界限之内是不对的；因为假如智慧是为了产生、生产或发现现在没有的东西，那么前述的界限就不应当存在。不幸的是，中国最重大的文化遗产，正是这样一种界限，就像如来佛的手掌一样，谁也跳不出来；而现在的主流文化却诞生在西方。 #传统文化
  • 在中国做知识分子，有一种传统的模式，可能是孔孟，也可能使程朱传下来的，那就是自己先去做个循规蹈矩的人，做出了模样，做出了乐趣，再去管别人。……如此一种学堂开办数千年来，总是同一些知识在其中循环，并未产生一种面向未来、超越人类的文化——谁要骂我是民族虚无主义，就骂好了，反正我从小就不是好同学——只产生了一个极沉重的传统，无数的聪明才智被白白消磨掉。倘若说到世道人心，我承认没有比中国文化更好的传统——所以我们这里就永远只有世道人心，有不了别的。 #日光之下，并无新事？现在的哲学，不过是前人的复述？
  • 我想说的就是，希望大家都做后一种知识分子，因为不管是谁的手掌心，都太小了。
  • 我们这个社会里的论战大多数要从平等的讨论转为一方对另一方的批判，这是因讨论的方式决定的；根据我的观察，这些讨论里不是争谁对谁做，而是争谁好谁坏。一旦争出了结果，一方的好人身份既定，另一方是坏蛋就昭然若揭；好人方对坏蛋当然还有些话要说，不但要批判，还要揭发。
  • 我们热爱艺术、热爱科学，认为它们是崇高的事业，但是不希望这些领域里的事同我为人处世的态度、我对别人的责任、我的爱憎感情发生关系，更不愿因此触犯社会的禁忌。
  • 但我很难想象，什么样的人才有资格相信自己一拍脑袋想出来的东西就是对的。
  • 把儒学和宗教并列，肯定会招来一些反对。儒学没有凭借神的名义，更没有用天堂和地狱来吓唬人。但它也编造了一个神话，就是假如你把它排除在外，任何人都无法统治，天下就会乱作一团，什么秩序、伦理、道德都不会有。这个神话唬住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直到现在还有人相信。罗素说，对学者的尊敬从来就不是出于真知，而是因为想象中他具有的魔力。我认为，儒学的魔力就是统治神话的魔力。
  • 儒学的嫡系子孙们丧失了统治的魔力之后，就沦为雇员，就算当了教授、研究员，地位也不可与祖先相比。对于这种情况，罗素先生有个说明：“知识分子发现他们的威信因自己的活动而丧失，就对当代世界感到不满。”他说的是西方的清醒。在中国，这句话应该改为：某些中国知识分子发现自己的权威因为西方知识分子的活动而丧失，所以仇恨西洋学术和外国人。
  • 赞成传统文化的人现在有一种说法，以为任何民族都要尊重自己的文化传统，否则就没有前途。晚生以为，这种说法有选择战场的嫌疑。
  • 同样是人，生在旷野和生在山区，就有不同的见识。假若有人生为行或，见识一定和生为货主大有不同。 #批评
  • 人生活在一种文化的影响之中，他就有批判这种文化的权利。我对自己所在的文化有所批评，这是因为我生活在此地，我在这种文化的影响之下，所以有批判它的权力。
  • 四书也好，《红楼梦》也罢，本来只是几本书，却硬要把整个大千世界都塞在其中。我相信世界不会因此得益，而是因此受害。
  • 坦白地说吧，在洋鬼子的S/M密室里有什么，我们这里就有什么，这种一一对应的关系，恐怕不能说是偶合。在密室里，有些masochist把自己叫做奴才，把sadist叫做主人。中国又把自己叫贱人、奴婢的，有把对方叫老爷的，意思差不多。有些M在密室里说自己是条虫子，称对方是太阳——中国人不说虫子，但有说自己是砖头和螺丝钉的，至于只说对方是太阳，那就太不够味儿，还要加上最红最红的前缀。这似乎说明，我们这里整个是一座密室。
  • 在我们的文化里，只认为生命是好的，却没把快乐啦、幸福啦、生存状态之类的事定义在内；故而就认为，只要大家都能活着就好，不管他们活得多么糟糕。由此导致了一种古怪的生存竞争，和风力、水力比赛推动磨盘，和牲口比赛运输——而且是比赛一种负面的能力，比赛谁更不知劳苦，更不贪图安逸！
  • 在现代物质文明的影响到来之前，在物质生活方面有这么一种倾向，不是人来驾驭自然力、兽力，而是人以人力取代自然力、兽力；这就要求人能够吃苦、耐劳、本分。
  • 在人与兽、人与自然里的竞争中，人这一方的先天条件并不好。如前所述，我们不像驴子那样有四条腿、可以吃草，也不像风和水那样浑然无觉，不知疲倦。好在人还有一种强大的武器，那就是他的智能、他的思索能力。假如把它对准自然界，也许人就能过得好一点。但是我们把枪口对准了自己，发明了种种消极的伦理道德，其中就包括了吃大苦、耐大劳，“存天理、灭人欲”；而苦和累这两种东西，正如莎翁笔下的爱情，你吃下的越多，它就越有，“所以两者都是无穷无尽的了！”（引自《罗密欧与朱丽叶》）
  • 我认为中国文化对于物质生活的困苦，提倡了一种消极忍耐的态度，不提倡用脑子想，提倡用肩膀扛；结果不但是人，连驴和猪都深受其害。
  • 到底该从利害的角度来定义崇高，还是另有一种先验的东西，叫做崇高——举例来说，孟子认为，人皆有恻隐之心，这是人先天的良知良能，这就是崇高的根基。我也不怕别人说我是民族虚无主义，反正我以为前一种想法更对。从前一种想法里产生富裕，从后一种想法里产生贫困；从前一种想法里产生的总是快乐，从后一种想法里产生贫困；从前一种想法里产生的总是快乐，从后一种想法里产生的总是痛苦。
  • 从孔孟到如今，中国的哲学家从来不挑担、不推车，所以他们的智慧从不考虑降低肉体的痛苦，专门营造站着说话不腰疼的理论。 （我认为王阳明不在此列）
  • 要逆转人性，必须有两个因素：无价值的劳动和暴力的威胁，两个因素缺一不可。人性被逆转后，他也就糊涂了。
  • 弗洛伊德对受虐狂有如下的解释：假如人生活在一种无力改变的痛苦之中，就会转而爱上这种痛苦，把它视为一种快乐，以便使自己好过一些。对这个道理稍加推广，就会想到：人是一种会自己骗自己的动物。我们吃了很多无益的苦，虚掷了不少年华，所以有人就想说，这种经历是崇高的。这种想法可以使他自己好过一些，所以它有些好作用。很不幸的是它还有些坏作用：有些人就据此认为，人必须吃一些无益的苦、虚掷一些年华，用这种方法来达到崇高。这种想法不仅有害，而且是有病。
  • 逻辑学家指出，从正确的前提能够推导出正确的结论，但从一个错误的前提就什么都能够推导出来。把无价值的牺牲看作崇高，也就是接受了一个错误的前提。此后你就会什么鬼话都能说出口来，什么不可信的事都肯信——这种状态正确的称呼叫作“糊涂”。人的本性是不喜欢犯错误的，所以想把他搞糊涂，就必须让他吃很多的苦——所以糊涂也很难的呀。因为人性不总是那么脆弱，所以糊涂才难得。
  • 这世界上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这些文化都有特异性，就如每个人都与别人有些差异。人活在世上，看到了这些差异，就想要从中得出于己有利的结果。这虽是难以避免的偏执，但不大体面。我总觉得，这种想法不管披着多么深奥的学术外衣，终归是种浅薄的东西。
  • 假如说，人得到自己希求的东西就是幸福，那就言之成理。倘若说因为某件事是幸福的，所以我们就希求它，那就是错误的。
  • 人满足物质欲望的结果是消费，人际关系的和谐也是人避免孤独这一需要的结果。一种需要本身是不会过分的，只有人硬要去夸大它，导致了自激时才会过分。
  • 假如有不平等，有两种方式可以拉平：一种是向上拉平，这是最好的，但实行起来有困难；比如，有些人生来四肢健全，有些人则生有残疾，一种平等之道是把所有的残疾人都治成正常人，这可不容易做到。
  • 有些作品，有些人能欣赏，有些人就看不懂，这就是说，有些人的幸福能力较为优越。这种优越最招人嫉妒。消除这种优越的方法之一就是给聪明人头上一闷棍，把他打笨些。但打轻了不管用，打重了会把脑子打出来，这又不是我们的本意。另一种方法则是：一旦聪明人和傻人起了争执，我们总说傻人有理。久而久之，聪明人也会变傻。这种法子现在正用着呢。
  • 人经不起恭维。越是天真、朴实的人，听到一种于己有利的说法，证明自己身上有种种优越的素质，是人类中最优越的部分，就越会不知东西南北，撒起癔症来。我猜越是生活了无趣味，又看不到希望的人，就越会竖起耳朵来听这种于己有利的说法。这大概是因为撒癔症比过正常的生活还快乐一些吧。
  • 在一个文明社会里，个人总要做出一些牺牲——牺牲“自我”，成就“超我”——这些牺牲就是崇高的行为。我从不拒绝演出这样的戏，但总希望剧情合理一些——我觉得这样的要求并不过分。举例来说，洪水冲走国家财产，我们年轻人有抢救之责，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总要问问捞些什么。捞木头尚称合理，捞稻草就太过分。
  • 崇高并不总是对的，低下的一方有时也会有些道理。
  • 事实上，有些崇高是人所共知的虚伪，这种东西比堕落还要坏。
  • 人有权拒绝一种虚伪的崇高，正如他有权拒绝下水去捞一根稻草。假如这是对的，就对营造或提倡社会伦理的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能只顾浪漫煽情，要留有余地；换言之，不能够只讲崇高，不讲道理。
  • 科学和人类其他事业完全不同，它是一种平等的事业。真正的科学没有在中国诞生，这是有原因的。这是因为中国的文化传统里没有平等：从打孔孟到如今，讲的全是尊卑有序。 #乡土中国

极有收获的

  • 跳出手掌心
  • 知识分子的不幸
  • 花剌子模信使问题
  • 洋鬼子和辜鸿铭
  • 关于崇高

对国学的看法，对比西方的科技来看。
对传统文化的看法，对文学的看法。
对务实、务虚的看法。

这本书带给了我很多思考，但是想要一一缕清发表意见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更多也只能说他讲的好不好，而无法和他的思想碰撞。
碰撞时思想应是相当的，而如今自己的思想还实在浅薄，目前还是多读些书重要一些。
看这本书也有些吃力，为此我想要多看一些社科类的书，尤其是通史类的，来了解世界和社会，了解了许多社会事实和现象，有自己的看法，才能和书中的思想交流碰撞。